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参考范文精选汇总(精选16篇)
来源:范文都 本文已影响3.21W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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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礼貌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构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够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构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本事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仅有靠观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能够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本事解当地的疑难;二来能够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证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以铜为鉴可以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
—— 李世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 “ 青天大老爷 ” ,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 “ 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 ” 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 “ 法 ” 的思想、树立 “ 法治 ” 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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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万历十五年》通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该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后,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因此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超出我自身能力的30%了,在此之前除了唐太宗本纪宋美龄全纪录之外我就基本没有读过任何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中国的没有,外国的就更没有了。我是个外文盲,外文音译过来的名词记起来特别困难,所以看得很少很少。
神奇的是这本《万历十五年》虽然阅读周期间隔较长,但真正集中看下来的时间加起来应该还算比较短的。当然,这个“快速阅读”的感觉让我在翻完最后一章看到其他学者所写的评论后有些许不安——我是不是看漏了什么?有哪些信息是我在阅读当下没有提炼到的?
可一时半会儿我还不太想看第二遍。于是读后感的梳理工作就从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写起。
这本书选取了公元1587年中国明朝的七个人物——皇帝、首辅、官僚、将领以及一个思想家?并以这七个人物为引子从上至下的描述了明代社会各个领域所存在的各种现象,并于其中阐述了作者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及军事等等领域的思考。
史学家,见微知著。人物相,众生相。
作者仿佛先知般的展现了我们这个年代从未见过却又似曾相识的一个处在某种社会制度尽头的国家究竟是何种模样——百足之虫,未死先僵。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关于海瑞的描写。需要说明的是我虽明白历史绝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调,但仍多年深受“赢家抒写历史”版本的荼毒。比如像海瑞这样一个以清廉严政著称的正面官员形象,作者给予了“传统”教材中鲜有的评价——“古怪”。这令在我初次看到时感到十分的讶异。
“古怪”在放在这里主要意味着——“不合时宜”。也就是书中所写——“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是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为什么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海瑞之所以能够做到“严格”,根本原因是在他心目中所秉承的“律例准则“极为清晰,但这个”履历准则“基本皆是出自于”四书“的训示,及其所延伸的个人对于善、恶的”直觉“。而他“这种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也正是因其”个人道德职场,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这种几乎全权依靠个人自觉修养的做法,没有一个标准统一且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加持他人谁能习得?而又如何习得?
回过头来说,何谓“时宜”?拆解一下即为个人所处的时代,当前时代的社会制度,当前制度下的组织技术乃至物质文化需要。海瑞“将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为官期间又惯以纲常善恶代替“成约”行事——“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号召女性回归家庭,鼓励生育二胎,以及前不久央视那个“彩衣娱亲”的公益广告......历史往往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样看来以史为鉴真心不是凭空说说而已。
说到家庭,海瑞曾结过三次婚,前两位夫人皆因与“婆婆不和”被休身出户,第三位夫人早逝。按照心理学中原生家庭的理论挖掘挖掘这其中的悲剧根源应该很有意思。结合其官场上“胶柱鼓瑟”般的履行职责甚至犯言直谏的表现,你能肯定说这不是另一只中国古代版俄狄浦斯的化身?
想起某次课堂上的争辩,导师引出世人皆凡人,都拥有善恶两面。台下立刻有人不服举出孔子海瑞甘地等等古今中外的先贤做例子,导师耐心解释道,这些“圣人”把“善”留给了大多数人,而把“恶”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于是众人低头默默思忖间四座哑然无声......
事后再想想,我们胶着于人性深处一定拥有“恶”的一面与执着于寻找的“圣人”时的那种心态其实并无二致,但凡陷入“绝对”圈圈中的同时,我们也就等于框死了自己。执恶如何?执善又如何?一个人活在世,终究摆脱不了他所诞生的社会,所成长的环境,所“被传承“的思想和意识,正所谓”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人性的复杂程度又岂可是为善与作恶这么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而在现实中与人交往,彼此合力构筑默契与信任,那又需要经年累月花费多少抽丝剥茧般的细腻、耐性与热忱。也不知是否正因如此才有佛家出来将世人于这繁杂缭绕的虚妄表象中度化,将世间的众生百态剥离的只留下一个个单纯的内核以及无数的”善行“与”恶行“......
海瑞一生清贫无子,牢牢守住了“忠孝廉俭”的声名。——古人对于“声名”的追求,却又是令我感到惊诧的另一处。书中描写过当朝官员会因力谏天子被批判为“哗众取宠”。即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竟然甘愿冒着失去性命的风险去挣得一个在历史上的声名。这点的确令我有些难以想象。但若换个角度想想,千年大国,假借儒术的维稳,这些忠臣飞蛾扑火般的做法,也很难说是不是对一个泯灭掉个性的民族一种极致的反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更加丰富的还原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海瑞的廉俭和自制在当今社会仍然是被用于宣传和歌颂的品质,但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个拥有着血肉之躯的个体,他有着自己的性格缺陷和思维局限。当然,这也几乎是每一个存活在世的个体所同样需要面对的现状。我们在为其所处时代的没落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应冷静反观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下走到了哪里?而未来又将要走向哪里?
写到这里想起前几期《奇葩说》,黄执中带有人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辩词引得观众垂青却令高晓松在内一部分参演者感到恐慌。但即使抛却辩论者被赋予的立场,其实也真的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借用心理学反向成型的观点——“过度的禁止等于提倡。”对于某一件事情感到恐慌,其实往往是因为在内心里已经将这件事情进行过逼真的预演,同时对于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也给予过相当分量的肯定。那么既然都是真实的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摊开了说明白,思考过后再来做选择呢?比如超级英雄那一期,“伟大”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被“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成熟的标志。现场的高票并非简单蒙昧或是跟风,是对过度宣扬的一方观念习以为常的麻木,也是对压抑过久的另一种真实观点新鲜出炉的欲渴。但需要相信的是,在这种种之后,一定会有思辨,一定会有选择。所以,没有必要在现实还没迈开脚步的之前就担忧前路二次元的陷阱。
我们说进步,正是源于对于自身局限的时时觉察,以及对于现有的和未来的可能性永不休止问诘。
而在这一切之后又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全然明了的一种释然。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不会因其情怀与修养被时代辜负而陷入长久扼腕,也不会再讥诮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勇。宽容和原谅的基础是理解,但其实理解到了,也就不所谓宽容和原谅了。这些历史上的人和事,终究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种存在,而曾经因其所起的种种情绪就如同窗棂间的一抹薄尘,你知它来自于空气,拂去与否,已然无差。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不断很猎奇,终究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但是自己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味,整天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可以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可以跟着黄仁宇先生一同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整不一样的目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情不自禁,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可以并曾经在海内外产生宏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 if 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作过无数大事情的国度来说,这一年真的安定静了。但是作者却凭仗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率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作的一些小事看起,去俯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落的背影,进而剖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缘由。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终身。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警,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期,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期,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整天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桎梏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淡漠,对人华诞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从的时分,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具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终身,他有似工具的终身通知我们的是这个时期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间隔首辅张居正过世曾经五年了。固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盘绕他的风云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教师,他绝对信任首辅!但是,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支配和诽谤下,理想通知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崇的人却是一个实真实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如今为万人鄙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慨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分,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解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创始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能够凭仗其一时的势力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势力和信任的时分,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开展趋向是他所不可以左右的,即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迫不得已,因而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期,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教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选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选拔,却可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击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权力之大。即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方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任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仗其过人的目光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致后人在归结其功劳的时分尽无事可记。要晓得虽然是被人辱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供认的功劳啊!但是正是这种无功劳恰是他的最大的功劳,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可以做的事情--调和矛盾!但是,生于那个时期,他即便有再高的才能,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谢世,孤单将领戚继光的分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外表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践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曾经走到了它开展的止境。在这个时分,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专制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发明或者习于偷安,文官的廉洁营私或者贪污作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激进,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开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了解了作者所鼓吹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广博的学问构造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的目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期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表现着认识的聪慧。
大历史观,需求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眼光放到愈加宽广的时期背景中去理解历史,正视理想,创始将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堕入深深的考虑当中了。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 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二 “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 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五 总结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20xx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我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从满清后期开始,而是始于明朝。其实我很厌恶宋朝、明朝两个汉族朝代,尤其是明朝。宋朝也积弱不振,但至少商业、航海、科技发达;明朝则陷入了皇帝官员无能、体制松散、陈腐惯性而集体抵制改革的怪圈。假使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发生在明朝,也许早就亡了。
还是异族统治好!进而论之,被英国殖民,也许今天会更好。越看中国历史,就越讨厌中国,越厌恶儒教。其实我是一个反中医、反孔教的人。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齐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我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我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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