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代楷模王红旭先进事迹(精选16篇)
来源:范文都 本文已影响1.03W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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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雄壮举践行为师之格
追记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10多个人手拉着手组成二三十米长的“人链”,从长江的岸边浅滩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个人手上托着一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小男孩,顶着水流奋力游着。快要接近“人链”时,那人猛地将小男孩儿往前一推。小男孩儿获救了,救他的人却被反向力推离“人链”,很快从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附近,一个5岁的女孩和一个6岁的男孩掉入长江,正陪3岁的儿子过儿童节的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勇救两人后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卷走失踪。
记录英雄壮举的视频瞬间刷屏,在新媒体平台的总阅读量接近20亿次,无数人为此感动落泪。教师节前后,王红旭的亲友、同事、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来到他勇救落水儿童的江边,用一簇簇白菊寄托无尽的缅怀。
生死关头的百米冲刺
儿子3岁了,正是最黏人的时候。王红旭早早就做了计划,今年要好好陪他过儿童节。
6月1日这天,王红旭和妻子陈璐希带着儿子团团,一大早就和许林盛一家会合去江边游玩儿。两家的大人都是老师,孩子都是3岁,又在一个幼儿园。两家人关系很好。
下午6点,王红旭和许林盛收拾好东西准备带孩子回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有小孩儿掉水里了!”循声望去,两个挣扎着的小孩儿正被水流卷着往外漂。
许林盛条件反射地往江边跑,一口气跑了100多米才到水边。王红旭从他身后赶上来,又飞快地跑到前面,第一个冲进湍急的江水中。许林盛往前游的时候,王红旭已经救起一个小女孩往回游。看到许林盛,王红旭把小女孩递给他,马上转身去追那个落水的小男孩。
两个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个急剧收缩的“喇叭口”,到处是陡坎的滩涂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涡和水下的乱流。水性再好,几个来回也会耗尽体力。
王红旭追上小男孩时,已经明显游不动了。托着小男孩往回游时,两人都有点往下沉。这时,很多目击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应的人时,王红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却被卷入激流,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消失了。
义无反顾的水中折返
两个落水的孩子获救了。3岁的团团,却在儿童节这一天失去了爸爸。
“发现两个小孩落水后,他跑得特别快,救人时又那么拼命,我们都以为他是水中那两个小孩的爸爸。”69岁的目击者王显才说。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水性还不错,只参与救了第二个小孩,上岸后都坐了三四十分钟才缓过来。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么远,在水里救回来一个后又去救另外一个,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两个孩子。”参与水中救援的重庆市民张广荣回忆,即使在水中,当时也能听到王红旭沉重的喘息声,最后关头甚至是在吼着给自己攒劲。
王红旭的家,离他救人的江段只有两公里,他对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这里下水救人的危险。“看到两个孩子掉到江里,不管作为父亲还是作为老师,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应。”王红旭的妈妈李永兰说。
王红旭20__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俭学时,在一个游泳馆发现一个孩子发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来后,救生员和孩子家长才知道发生了险情。孩子被抢救过来后,王红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识到救生员岗位生死攸关。那以后没多久,王红旭就拿到了救生员证,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到水边就会注意观察。
“给他取名‘红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给人温暖。”李永兰说,“他比我们期望的还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壮举的灵魂滋养
王红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乡村教师,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当地“爱生如子”的热心肠。
受浓厚家庭氛围的熏陶,王红旭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好老师。他曾经在一份述职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知识,更要有高贵的品格;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善于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他连续10年带领学校田径队获得区运动会的前两名,先后5次获得优秀教练员和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正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的谢林巧,在王红旭的田径队待过4年。在她的记忆中,王老师总是笑呵呵的,“一笑起来眼睛就没了”,训练时也总是张罗着给大家买水买零食,但在训练标准上最较真。有一次谢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达标,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红旭还要求她“至少再跑6个”。谢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还得跑。等她终于达标时,王红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红旭去世的消息,谢林巧哭了:“本来我们还约好暑假见面聊一聊。王老师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啊……”
王红旭追悼会那天,很多与他素昧平生的市民专程赶到灵堂为他送行。“我很难过,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坐了1个多小时的出租车赶来的刘女士,流着泪在灵堂前摆好一束白菊。
王红旭勇救落水儿童牺牲后,重庆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委政法委分别追授他“重庆好人”“重庆市优秀教师”“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教育部追授王红旭老师“全国优秀教师”并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全国教师、教育工作者向王红旭学习。
“作为一名教师,我渴望成为党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各族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在王红旭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6月24日,王红旭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王红旭同志,男,汉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__年8月参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教师,入党积极分子,一级教师。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长江大渡口万发码头段,两名儿童溺水被冲入江水中。正在江边游玩的王红旭同志,放下自己三岁的孩子,与其他市民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施救。第一个跳入水中的王红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传递给江边的接应市民,再次转身游向已被江水冲远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回游中,耗尽全力将小孩推向接应人员。最终,两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帮助下成功上岸,王红旭同志因体力严重透支,被卷入江中漩涡,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5岁。连日来,王红旭同志的英雄义举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他舍己救人的事迹被广大干部群众广为传颂,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告别悼念活动中,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送别、悼念.6月3日,重庆市文明委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市优秀教师”,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
王红旭同志在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代表,是新时代教师工作者的先进典型,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榜样。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动传承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诠释了人民教师‘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践行了大渡口人“大义渡口”的博爱情怀,用生命书写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为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扬王红旭同志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英雄精神,我区在全区广泛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要认真学习王红旭同志先进事迹,学习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学习他正直无私、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舍已救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乐于奉献、敢于献身的高尚情操。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学习英雄事迹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党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12月5日,对年轻的南航乘务员朱静怡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飞机上偶遇一名乘客后,她难掩激动给她写了封信:您为这些女孩在荆棘重重的道路上开出了一片天,督促她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您将爱给了山区的女孩子们,让她们看到了更广阔美丽的风景。我从心底敬佩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
朱静怡碰到的,正是张桂梅老师。她告诉记者:我在网上看过张老师的事迹,感动到泪流满面,所有褒奖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张老师万一。收到信的张老师下飞机时给她一个拥抱,对声音哽咽的静怡说,“没事的,没事的”。
这就是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点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里女孩子的梦想,把她们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刚刚被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影响也已超越国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了解她的事迹后,把她作为“人生灯塔”。是什么,赋予一位山区人民教师如此力量?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他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种地,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陈法羽十六岁,反复咂么父亲的话,一个几乎注定的命运将她笼罩,真是欲哭无泪。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让陈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开学报到来到宿舍,床已经铺好了,崭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床位边贴着同学们的名字。陈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抚摸着那张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陈法羽说。
几乎每个华坪女高毕业生,都有和陈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难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和点亮梦想更重要的?
“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她为了毕业班的孩子拖着病体上课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遗物一件毛背心送给了生病学生;为了帮助山里穷学生她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肉;为了学生课堂兴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几句诗……至今,张老师还每天五点半就起床,为女高学生开灯赶走路上小动物,怕孩子们胆小害怕。
泛爱众,而亲仁。对山区学生的爱也让张老师深思:如何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女子高中的初心从此发生。
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着我!
1996年丈夫去世,对未来无望的张桂梅从大理调来华坪教书,后来自己又身染重病。华坪民族中学的老师们把她当家人:她不想吃药,同事亲属煮好中药劝她喝;老师们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给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师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为让她多些乐趣,大家找借口约她去唱歌。
得知张老师生病,学生们上山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双手黑乎乎的;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他们认为,吃这些能治病……
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没有专职的心理医生。学校老师们开玩笑说:“张桂梅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家庭贫困的阴影,经常会使一些学生精神状态低迷,学习成绩滑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张桂梅不仅耐心地开导学生,而且亲自去家访,了解学生背后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
张桂梅每晚住在学生宿舍。高一年级的一名女生情绪低落,学习成绩退步。张桂梅就让她与自己同住,经常开导她。了解到女孩的父母经常打架,女孩还常被父亲嫌弃辱骂。张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里为其父母调解,终于让全家和好,小姑娘脸上有了笑容,学习也更努力了。“我要救这个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张桂梅说。
“陈小琴(化名)最近考试成绩才390多分,这个成绩究竟是什么原因?”今年国庆家访,张桂梅带着满腹疑问来到船房乡华荣村高三学生陈小琴家。陈小琴家是贫困户,母亲有精神疾病,父亲受到村里帮扶,当了村里的保洁员。张桂梅明白了陈小琴的心病,亲切地鼓励她:“大家都在帮助你家,你在学校的生活费有学校补助,你不用担心家里,应该全力以赴地专心读书。”
12年来,华坪女子高中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辍学,没有发生过学生自杀、自残的事件。12年来,跋山涉水的家访,每个学生和家庭的甘苦张桂梅都了然于胸。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11月30日中午,记者刚刚踏进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门,便看到一名女学生依偎在校长张桂梅怀里哭泣。
这位女孩是华坪女高毕业生吕娜的妹妹,目前在当地一所初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时认识了她,并一直支持帮助她上学读书。但女孩因为思念去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上学。
“想爸爸了就到坟上跟他说说话,要好好读书,不能让爸爸失望。”
张桂梅话音还未落,便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女孩母亲手里。信封里装着的,是教育部给她看病的1万元慰问金。
原来,张桂梅知道女孩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书,经济十分困难,家里的杧果林因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钱给她去修个水窖。通过张桂梅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当天就回到了课堂。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守护着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建校12年来已累计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学,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63岁的张桂梅,被学生亲切地称作“张妈妈”。
进入女子高中的陈法羽很快发现:温柔的面纱之下,是严苛的管理。
学生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晨起5分钟洗漱完毕,从下课铃响,到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到吃完饭10分钟内完成。为了不让学生打理头发、洗衣服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的晚饭后。女孩子的爱美之心被抑制,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
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她告诉学生们:“你们迟到一分钟一秒钟我也不干!”
“她们私下里有时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说我‘半夜鸡叫’”,说起学生们给她的绰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为张桂梅老师是个柔弱女子,她的强悍令人肃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斗和老天斗,说“就看老天能把我领走不”,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贫困斗,“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贫二十多年;她和老师、学生“斗”,不带党徽的党员老师要批评,去山里家访当场烧了学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说;她也和自己斗,从不让自己苟且浮生……
华坪儿童福利院的女孩吴思思说:“妈妈在福利院和蔼可亲,可在女高骂起人来吓人。”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再说张老师也在拼。”
张桂梅劝慰学生最多的话是:坚持,再坚持一下呗。华坪女高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老师坚持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其实“她是严师,更像慈母”。
张桂梅言传身教,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一次左脚骨折,想到还有一百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赶到婚礼现场,晚上又回学校;语文老师杨晓春常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老师宿舍里有四张床铺,一张自己睡,三张留给不好好学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个女生不爱学习性格孤僻,和张老师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如此三个月后,这个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好好读书,不会让她白白受苦……
张桂梅知道,女高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捂。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贫困学生的及时雨
华坪女子高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庭贫困的阴影对孩子影响很大。张桂梅在家访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还经常救济学生家庭,甚至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
船房乡华荣村的文丽丽、文萍萍(化名)两姐妹分别是华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学生。两姐妹的家不仅贫困,而且她们的父亲眼睛患有严重疾病,在县医院无法医治,需要到邻近的攀枝花市医院医治,可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国庆到她们家家访时,张桂梅当场掏出500元给两姐妹的父亲,让他尽快去看病。
张桂梅看到两姐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危房,人员进出十分危险,当即提出应该尽快拆除。陪同家访的船房乡乡长李桂梅表示由乡里帮助拆房,并帮助其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保障。两姐妹和父母感动不已,全家搀扶着张桂梅送出村外。
12年来,张桂梅资助学生困难家庭的费用,都来自各级政府给她的奖励补贴,还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这些关爱带到女子高中的孩子们身上。
“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张桂梅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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